碰到这样的，戴笠就会说，予你的委任状与支票我已带来，现在各地方势力均已表态归附中央，只剩你一人还心存侥幸。并举前面已策反成功的几个地方首领姓名。又告诉他，试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待大军追残寇横扫之时，公这点人马不过是捎带之事。我因念公自招兵买马之日到扫平敌手固守一方创业不易，故奉上私人的一点儿见解。当然也不会勉强公。就如公所言，好好考虑一下眉睫之事。我将去下一城送去委任状与支票，过些时日返回时。宁绕些路，也要予公机会，再询公的答复。
这里面有的人马上就拿定了主意——鉴于戴处长的诚意，我愿归附中央，尽自己绵薄之力。
极个别未表态的，戴笠也给予他考虑的机会。先奔赴下一城去了。
在随戴笠奔赴各地进行策反、瓦解工作的沈醉，从戴笠身上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是一场智与勇的较量。勇表现在行动与气势上；不辞劳苦是基础。而斗智里面则包含了情报学、心理学、语言的技巧。沈醉用心揣摸学习着里面的造势、推拉、因人“下菜”、胡萝卜加大棒等各种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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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国内大局初定的情况下，考虑到日本这颗“定时炸弹”的不确定性。抓紧实施自己的“攘内”计划。
此时他离了南京，亲赴江西，在怃州指挥剿灭红军的战斗。
当然他也时刻关心着福建这枚在背的芒刺。
戴笠在福建的电报每日都几个的发到他在怃州的前线指挥部。蒋介石每天的心情随这些电报的内容而发生变化。
戴笠发给蒋介石的情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福州和福建各地的特务发给戴笠的情报，由他汇总、整理，再发给蒋介石；另一部分是他策反工作的情报。
十九路军与红军进行谈判并积极筹备新政府的情报让蒋介石眉头紧锁；而策反工作的顺利进行又让他轻舒眉头、松一口气。
蒋介石派人到福州，给十九路军的军长蔡廷锴和指挥官蒋光鼐送去五十万元的支票，并转达了他的“诚意”，愿接蔡廷锴在庐山谈判。
蒋介石将谈判的地点选在庐山也是用了心思的——选在南京易给蔡廷锴以拘谨、压迫的感觉；而放在庐山能使人有放松、友好的感觉。
为了表示最大的诚意，蒋介石决定派自己的专机接蔡廷锴到庐山谈判。专机并不只代表舒适和安全，这里面透露着一些暗意——我能将我的专机让你乘坐，你可想想到庐山来，我会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你提出的要求？
他还是想再尽一把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对于蒋介石送来的军费，蔡廷锴、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王亚樵几个首领和骨干商量后决定——笑纳。
用王亚樵的话来说“用你的钱买了大炮来打你。”
但在去不去庐山谈判的问题上却发生了分岐。蔡廷锴与十九路军中的几个高级将领的倾向是去。听听蒋介石会怎样说，如果能做到停止剿共、一致联合对外抗日，便不妨考虑他提出的要求；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自然与之没有什么好谈。
以李济深、王亚樵、陈铭枢、蒋光鼐、军中另一些高级将领为主的这些人却坚决反对蔡廷锴去庐山谈判。李济深、王亚樵、陈铭枢深知蒋的禀性。要他答应停止剿共、枪口一致对外，无异于与虎谋皮；而且蔡廷锴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证。
蔡廷锴笑曰，我只身前往，大军在闽，蒋杀我何用？只落个背信弃义为天下耻笑。
李济深和陈铭枢却对蒋介石惯爱用“软禁”这一套感受颇深，再三劝之，蔡廷锴只是笑而不听。李济深和陈铭枢也是无奈。王亚樵私下笑着对二人说，我有一法，保证蔡将军去不成庐山。李、陈二人忙问是何法。王亚樵笑道。你们放心交给我就好了，到时候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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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军之前顺利地与红军方面签定了《停战和平协议》，但现在与红军方面签定《抗日反蒋联合协议》时却遇到了不顺。此时担任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是左倾主义的王明。虽然以毛.泽东、彭德怀为首的一些中央领导和红军高级将领纷纷建议抓住这样大好的机会，与十九路军签订联合协议，共同反蒋。
本来就是的，蒋介石正在全力围剿红军，与蒋为敌的都可当做红军的朋友，哪怕是军阀、土匪，在联合打击蒋介石的同时。可进行思想上的改造。这本是最基本的战略。更何况象十九路军这样真心反蒋抗日的军队。
但是王明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十九路军是“投机主义”，是失宠生怨的宫女。不足以成大事。指示谈判代表拖延、拒绝与其签协议。
毛.泽东闻知，不禁掷笔慨叹“痛失良机，良机痛失！”
蒋介石的专机来了。
驾驶专机的是蒋介石的得意小门生徐康良。徐康良是浙江孝丰人，是蒋介石的小老乡。毕业于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成绩优异。因蒋介石兼任中央航校的校长，所以徐康良被称是蒋的得意小门生。
蒋为人精细，在专机驾驶员这个关系到他性命安全的人选上，自然要亲自筛选。徐康良因上述几个原因，被蒋介石“钦定”为其专机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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