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汪精卫在各界的眼中称得上是政坛上的道德完人，心为大众，不贪财不好色不畏死，年纪轻资历却老；功绩高还为翩翩美男子。可以说是全身上下都罩着一层光环。
对共.产党的态度，一开始汪精卫是站在合作面上，在蒋介石开始反.共的时候。他也是站在对立面上的。这是因为汪精卫是秉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的，共.产党为了广大工农的主张与他为民造福的抱负是一致的。也因为汪所接触的身边一些共.产党人。如周佛海、陈公博，了解的周恩.来，令汪精卫对共.产党人的印象很好；周佛海、陈公博这两个中.共早期的领导者，后来脱党追随汪精卫。成了他的股肱之臣。
所以在早期的容共问题上，汪精卫不惜与蒋介石翻脸。辞职。
能敢与蒋介石当面争吵、争辩不同政治主张的没有几人。这是因为汪精卫光明磊落、心系民众。这一点蒋介石也明白。所以你看蒋同汪的斗争既使公开化、“宁汉分流”剑拔弩张之时，也从未对汪暗下过黑手。
但是蒋是不能容汪的，只因为汪太优秀了，对他的领袖宝座的最大竞争者。蒋也常想过，如果汪精卫能力、名望再能低一点儿，象宋子文、孔祥熙一般，那就最好不过了。那自己一定会将他当做重臣使用的。
汪对共.产党态度的改变，是从了解共.产党施行“土地改革”开始的。土地改革的主张孙中山在他的民生主义里面也有，这一点孙中山、汪精卫与共.产党的想法是一致的，都是主张“土地归国有、使农者人人有地种、工者人人有活做”，孙中山曾很祥细地谈过他的改革方案：国家收购地主手中的土地，分给无地的贫农。地价由地主报。首先地主不会报得太低。因为低了，他卖出的银两就少了；他也不会报得太高，因为报得太高，政府就会暂停收购，以他们报得高价实行土地税收，他们就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所以他们一定会在权衡之后。报出一个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这于政府是能接受的。
而共.产党施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目的是与孙中山、汪精卫的是一样的，但手段却不一样了。
当然这也不能怪共.产党，一是手里没钱，再者他们也是甄别了“恶霸地主”与“勤劳致富地主”。对以高租价剥削农民的恶霸地主是替民伸张正义、坚决进行打压。
汪精卫对此不能接受，斥之为“抢劫”。
蒋介石反.共是由中.共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始，而汪精卫的反.共则是从了解到中.共的土地改革开始。并且，一旦改变立场，反.共的调子竟然比蒋介石还高。
共.产党有了武装蒋介石不能够容，因为有了武装就能够威胁到他的政权。他注重上层建筑，于广大工农则用心太少；而汪精卫则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利用“抢劫”的形式笼络民心。比手里拥有枪杆子更可怕。
抛开这里面各方的孰对孰错，汪精卫的眼界还是更高一些。
所以蒋虽然处处提防汪精卫这个竞争对手，但心里对他的人品还有行事是很敬佩的。而汪精卫也对得起蒋介石内心对他的这一份敬佩，在35年冬汪精卫在六届四中全会时遇刺，人之将死、其言也真。其时汪精卫躺在地面一片血泊中，对着蹲在面前的蒋介石断续留遗言说，你ﾞﾞﾞﾞﾞﾞ现在ﾞﾞﾞﾞﾞﾞﾞ明白了ﾞﾞﾞﾞﾞﾞ我死之后ﾞﾞﾞﾞﾞﾞ你就要ﾞﾞﾞﾞﾞﾞ单独负ﾞﾞﾞﾞﾞﾞ责了ﾞﾞﾞﾞﾞﾞ”
虽心里以为刺客为蒋介石所派，却未有一句埋怨之句，只有谆谆之意。
当然他那个泼妇老婆就另当别论了。
在对日问题上，他是一个坚决的主和派。其实蒋介石和他一样。都是在基于国力相差悬殊的对比中，是主和的。只不过蒋介石碍于群情，为保住领袖的地位，不得不最后高调而战。
汪精卫是务实的。认为与国力强大的日本进行高调的抗争。只会使更多的国土沦陷、使广大百姓陷入到流离失所当中、使国力更加衰弱。说“武将是负有责任的，所以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是可以高调要战。今天除我说实话，还有者谁？”
他明知道自己的主张会使自己的声名有损。但还是没有遮掩。他也体谅蒋介石的为难之处，虽然跟前人奉劝。他还是将一些与日本妥协的罪名背负到了自己身上。
以《塘沽协定》为例，在被打败签定这个协定之前。汪精卫是并不知情的。所以这个无奈下签定的卖国协定是与他无关的。他的追随者和老婆陈碧君都要汪精卫发表声明，与这件事划清界线，以免损了一世英名。他说道“其实我也是赞成这个协定的。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历史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在陈碧君让汪精卫辞去兼任的外交部长的职务，以退为进，让蒋介石做得事情他自己去承担。汪精卫竟然哭了起来，说“我辞去，现在聪明人谁愿意当外交部长！谁上台也承担不了这个舆情。我承担，人们还会有一些相信，想汪先生这样做，应是想过国家利害关系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呢？”
如果说前期与蒋介石是政见不同，明着争权夺利。到了抗战这一时期，汪精卫为了大局，反倒放下了许多争权之心。
这一时期，汪精卫身上完人的光环，在人们眼里开始出现了一些暇疵。
蒋介石高调行事，汪精卫的拥趸们就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有周佛海、胡适、顾祝同、陈立夫、梅思平、陶希圣等人。
蒋介石想得是“以时间换空间”，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又是变相的帮他实现争取时间，所以蒋介石对汪精卫的这些活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战争的发展也象汪精卫预判的那样，大片的河山沦为敌手，大量的士兵和百姓死于战火。所以在“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愤怒发表讲话，说“——如果焦土抗战是象长沙那样毁灭自己，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
这是他不知道花园口黄河大决堤是蒋介石命中国军队所为，不然还不知要气成什么样子。
他觉得不能再坐视不理了，积极开展自己的“和平运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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