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忙碌碌过后，我独自一人回到出租屋，经过几番摸索过后，确认门的位置，我快要睁不开眼睛，以疲累不堪的左手一下接着一下拍动着木门，或许她生气了，故意迟迟没有开门，我变得很不耐烦，拍门的节奏显得紧凑又狂野，似乎要将我内心的躁郁感全部发泄出来，她终于妥协，打开了门，但是没有让我进去，反而站在门口，饶有兴趣地藏起双手，静静地看着我。我不想看着她，但却忍不住发出笑声：“老土。”
她牵我的手，拉了我进去，将全身无力的我甩在一张她精心挑选的椅子上，这张椅子据说有摄人心魂的效果，当然我是不相信的。
她像审犯人那样问我：“说！在我睡觉的那段时间，你究竟去了哪里？”
“干嘛问我。”我扭过头去，决定躲避她的问题。
她没有再追问下去，这就是她的优点，总懂得在最该放弃的时候懂得放弃，从不强人所难，像这么通情达理的女孩已经不多了，真的不多了。
我突然想到关键的问题，转过身问她：“你们医院最近有没有孕妇因为难产或者其他并发症在分娩的过程中意外死亡的案例？”
她不以为然地说：“这种案例每个月都有好几宗的，一点都不稀奇，况且现在每天平均会有一两个少女来医院检查，怀孕率是百分之七十，未婚先孕的概率是百分之八十。这个数据是前年开始统计的，你说吓人不？”
“那有没有一些自身原因特别惨的孕妇或者小孩？”我坚毅不屈地追问着。
“没有。”她回答得非常快，根本不用深思熟虑。
哦。这下到我不爽了，感觉她在敷衍我似的。
“啊！”她突然尖叫一声，指着我的衣服右下角那里说：“你的衣服怎么变成红色了？你去杀人？全是血啊！”
我立马坐起来，一脸窘迫，不知如何解释，但她很快笑了，拍了拍我的脸庞说：“我们都住在一起了，该不会连这种玩笑都开不起吧？”
她前后的变化太大，实在令我措手不及。看来她早已看穿一切，我只好向她坦白：“好吧，我承认，我……去了新的凶案现场，接触过死者的尸体，衣服上面的血迹就是沾染到尸体上面的。”
她并不生气，相逢恨晚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你就觉得很奇怪，明明我们从相识到同居，三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但我又好像认识了你很久似的，就连你会偷偷跑去查案，我都能预感到。说实话我只是暗自猜测的，但是没想到，我猜中了这一切。”
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这一次发生的谋杀案是与婴儿失踪被盗案有关联的，如果想找回失踪的婴儿，首先就要侦破排在前面的谋杀案，这简直是一定的。”
“所以说到底，你还是为了我？”她竟然一下子便猜到了。
是的。我很坦诚地承认了：“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眼睁睁地望着好不容易来到这美丽的世界的婴儿，一个个地失踪，那种滋味不好受吧？我想，你一定很痛苦。”
“我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对吗？”她就这样说着，出其不意地凑近我的脸庞，她那轻微的呼吸瞬间离我很近，某种暧昧的气息散播在周围的空气中，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的嘴唇便印到我嘴上了，我只感觉到软软绵绵的触感，脑袋里一片空白，我的手不知道往哪里放。她像个女流氓一样，不怀好意地望着我说：“你真差劲，连接吻都让一个女人占了上风。”
“我……”我顿时变得不知所措。
“刚才你的手为什么没有放在我胸上，你们男人不都喜欢这样吗？”她似乎很有经验似的。
“够了！”我粗暴地喝止她，不要讨论这些毫无意义的话题。
那天的最后，我们没有吵架，只是相拥在一起，挤在一张床上，同床异梦。
第二天她接到医院的紧急来电，又匆匆忙忙地换好衣服便出门，田青的电话也随之而来。
我们约好在一家咖啡店见面。
窗外乌云密布，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时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情况，16:30，田青准时到达，用准时这两个字简直是强行为她辩白，她足足迟到了两个小时，但是我不会怪她，因为江红的遇害，多多少少都会让她产生了一种挫败感，仿佛谋杀的过程就在她眼前发生的那样，她既无法阻止也无法改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场悲剧在上演。她戴着墨镜，盖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低着头徐步走进来，极度慌张地坐在我对面，我递了菜单给她：“想喝点什么？”
“不用了，我们谈正经事吧。”她看上去很赶时间。
我放弃喝东西的欲望，摊开双手说：“没问题。”
“昨天我将整件事情来来回回地想了很久，始终想不明白，凶手是如何找到江红的呢？她住的安全屋的资料是我个人填的申请表格，也是我私人带她去那间安全屋，从始至终我都没有经过第二个人的手，凶手是如何得知安全屋的位置呢？”
我拿着铅笔在白纸上胡乱涂鸦着，漫不经心地问她：“你究竟想表达什么？”
她很谨慎，弯着腰，低下头，阴声细语地说：“我怀疑凶手一直在监督我的一举一动，其中包括我处理过的文件，档案、甚至是每天当中不知不觉接收到的讯息，就好像那晚有婴儿被盗，立刻就有人走漏风声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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