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教授清了清嗓子，继续道：“鄂尔多斯作为党项族的根据地，有多方面的原因。公元8世纪以后，党项族来到了鄂尔多斯地区，以夏州（今伊克昭盟乌审旗南、陕西靖边县北）为根据地，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终于建立了雄踞于西北地区的强大的西夏王朝。作为最早根据地的鄂尔多斯地区，在西夏的历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叶斌似乎对这里很感兴趣，问道：“作为根据地，一定有很多的条件，那么鄂尔多斯有哪些优秀的条件呢？成为根据地？”
古风清楚的记得史书上的记载：唐朝贞观年间，原来居于四川、青海、甘肃等省交界地区的党项拓跋部的部众内附唐朝，迁居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县）一带。开元年间，青藏高原的吐蕃强大起来，党项拓跋部恐为其所并，请求内迁，其部众又从松州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县）。安史之乱之后，西北各少数民族贵族纷纷乘机扩张势力，为了不使党项与吐蕃协力扩张而酿成更大的边患，进而控制西北少数民族，唐代宗于公元764年采纳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建议，将居于庆州的以拓跋朝光所率的党项部众迁往银州以北、夏州以东地区，即鄂尔多斯的东南部，号称平夏部。唐僖宗时，封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为夏州节度使。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拓跋思恭随李克用等人“克复”长安，“平乱”有功，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从此夏州拓跋氏称为李氏，夏州地区获得了“定难军”的称号，统辖夏、绥、银、宥四州之地。平夏部在以夏州为中心的鄂尔多斯南部地区站住了脚，并逐步发展为地方割据势力，这就是西夏立国的基础。
夏教授道：“平夏部在以夏州为中心的鄂尔多斯南部地区站住了脚，并逐步发展为地方割据势力，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其一，鄂尔多斯地区为平夏部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经济条件。古代的鄂尔多斯地区水草丰美，草场广阔，有供人畜食用的天然池盐，自然条件宜于游牧，对游牧民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春秋战国到汉末，鄂尔多斯曾是匈奴族发展游牧业、借以生存的重要基地。十六国时期，匈奴铁弗部的赫连勃勃以鄂尔多斯南部为中心建立了大夏国，他利用这里“临广泽而带清流”的良好自然条件，畜牧业经济得到了很快发展。北魏占据这一地区后，大批的敕勒族牧民在这里从事游牧业，养马二百余万匹、骆驼一百余万头，牛羊无数。盛唐时期，鄂尔多斯地区安置了大批内附的突厥族牧民，仍然从事畜牧业。党项族是以畜牧业为生的游牧民族，“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鄂尔多斯肥美的草原为党项平夏部发展畜牧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他们在鄂尔多斯的腹地地斤泽（在今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东北一带）有广阔的牧场，要比他们原来所居的松潘山谷地区更宜于游牧。
其二，在地理位置上，鄂尔多斯地区正处于中原与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联结处，这里既是中原通向西北的交通枢纽，又是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进行商业贸易的要道和重要市场。汉族和游牧民族在这里杂居相处，频繁往来，这里所受到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远较松潘地区要深得多。原来“不知稼穑”的党项族，向这一地区的汉族学习农耕，在鄂尔多斯南端无定河、屈野河流域以及横山以西的肥沃土地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西夏建国后，在与宋边相邻的夏州境内的七里平和桃堆平，有百余所谷窖及密密相排的“国官窖”，可见这一带已是西夏的粮仓之一。鄂尔多斯南部还有盛产青盐的盐池，“岁产盐万四千斛”，比内地著名的岁产盐万斛的蒲州解池还多。青盐不仅是党项和内地进行贸易的重要物资，又是重要的财源。在西夏和宋朝关系友好时，在鄂尔多斯南部与宋交界处设立“榷场”，进行大宗贸易交换。党项族人民经常用驼、马、牛、羊、毡毯、毛褐（毛织品）、草药等同宋朝换取缯、帛、罗、绮、瓷、漆器和茶、谷等。⑥宋朝还将大批的汉文经书、史书、医书和佛经等文化典籍输往西夏。⑦当时，任陕西边帅兼知延州范仲淹描述这种贸易交换的情景说：“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⑧正是这一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一地区频繁的物资交流，对于党项族的经济发展以及西北边疆的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唐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羁縻统治的政策，为党项平夏部在鄂尔多斯南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羁縻统治的政策，就是对归附的边疆少数民族，“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唐朝在鄂尔多斯南部所设的夏州都督府及灵州都督府，就是管辖着这一地区安置突厥、党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的羁縻州。羁縻府州内，任用少数民族贵族为官，可以使用各族传统的法律，允许保留自己的兵马。中央政府一般不直接征收羁縻府州治下百姓的赋税，而由各族统治者按旧有剥削方式自行征收，向中央政府“纳贡”。羁縻府州内少数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受到尊重，也不强迫改变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些措施的实施，虽然不可能从本质上改变唐王朝的大汉族主义统治，但它毕竟是封建统治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比较开明而有效的民族政策，它有助于加强封建国家的统一，对于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地区的生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唐王朝羁縻统治政策实行有效的时期，也正是党项平夏部定居夏州地区正在发展壮大的时期，这一政策为平夏部创造了安定的政治条件和极为有利的发展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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