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何为两征呢？也就是商业税与农业税分开征收，农税秋征，只征一次，因为百姓一年也就收成那么一回，你征多了，他们也没地方出变出米粮来，但是商人就不一样了，商人不管你是春夏秋冬，他都能做生意，手工业者亦同样，所以，小婿以为，商税征每年征两次，一次年中，一次年末，每次三十税一，至于我朝的公共建设需要人手，其实也简单，每次战争之后，我大唐都能得到大量的劳动力，拿百姓们交纳的免役钱来作为成本，让这些战俘来替我大唐建路筑堡，一来二去，既省了百姓劳役之苦，这二嘛，又能物尽其用……”
“……另外，我大唐货物进出之贸易，我们大量地鼓励奢侈品、制成品的大量出口，刺激工商业发展。并且，对于粮食严肃出口……”
花了近一个时辰，大概才把我的构思说了一遍，然后，我又根据这些进行了一次总结，当然，在李叔叔用心听讲的情况之下。
“第一、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第二、量出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我大唐可以每十年做一次人口和田亩、户丁普查，然后依照所得之结果，根据各州的农耕状况，按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的总额分摊各州；各州则以这十年间收入钱谷的丰年，作为两税总额分摊于各地。因此，户税、地税全国无统一的定额，这些，就要要求国家以专门的部门来负责核算标准，作出征收概数……”
两税法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首先，在均田制下，国家对租调徭役的征敛，主要依据是丁身；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两税中的地税是履亩征粟，户税虽说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据土地征税。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均田制破坏后，土地占有情况愈来愈不均，于是舍人税地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舍人税地也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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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下，不管是地主、贫民，他们向国家纳税的数量却完全一样，这当然极不合理。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
再次，租庸调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流亡客户因为不在当地受田，所以既不编入户籍，也不纳税。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管土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律得纳税。又因为贵族官僚原来就得负担户税和地税，所以也得交纳两税，况且世家门阀之中暗底下做生意的可不在少数，这样一来，国家的税赋收入还有着极大的挖掘余地。
另的我不敢说，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真的想我相象的一般，那么，大唐的国家财政收入至少会比现在翻上一番，这是最低的底线。
“……对于税制，我的大体思路是商出钱，农出力。而且农民徭役要在农闲时节，并可获得一定收益，农业税为实物性质。由于租庸调及各项杂税都已并入了户税和地税，这样一来，就消除了其他各项杂税，两税法的推行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也会大大增加收入。”我最后做出了总结。
“当然，最重要一点，那就是要加大对农业的重视，收集和开发高产物种，系统性地对田亩适应性做出指导性耕作，这样一来，提高了亩产，同样也能缓减土地兼并，另外，中央建立粮署又能让国家增加储备，平时收缴粮麻，灾时平抑物价，减少农民破产，赈济灾民，又能作为国家军事战略储备，以备不时之需……”我正在涛涛不绝的当口。
李叔叔重重地咳嗽了一声，让我打住了话题，一扭脸，李叔叔立起了眼角，正愣愣地瞅着我，半晌方缓言道：“照你所言，天下岂不是人人都要缴税了？”
“岳父大人，这只是小婿的一个构想，能不能成为现实这还两说，况且，天下为官者，多为地主财阀，比如关中门阀、山东氏族……”我说这话的时候，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李叔叔的反应，果然，李叔叔的眼角立的更高了。李叔叔最恨的就是门阀世家，虽然他们李家也是，不过，李叔叔跟隋朝的皇帝们一样，同样对这些拥有着相当话语权的世家门阀有着相当严重的戒备心理。
另的不说，光是关中门阀和山东氏族加起来，在李家皇朝之所为官者所占的比重几乎近半，可以想见，这是一起多么危险的政治格局，难怪不管是李叔叔，还是我的宫女姐姐等诸位英明的君主，一个劲地打击着这些世家大族的势力，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已经危及到了李氏皇朝的统治。
李叔叔拔身而起，一步一个坑地缓缓走着，神态与步伐都相当的凝重。这种两税两征制，不仅仅是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还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另外对工商业同样有着促进作用，而商人开办的大量的各种作坊能够有效的吸纳那些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人口，从而无形中又化解土地兼并而导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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