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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骄兵悍将的最大弊病。
西凉军中许多将领都是桀骜不驯之徒，其中不乏“刺头”，马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如果发号施令的人没有足够显赫的战绩或足以震慑诸将的威信，根本驾驭不了他们，由此遭遇百般刁难、插科打诨之事便无法避免，甚至还有人敢于阳奉阴违，亦或直接抗命不尊。
在此之前，这种现象并不是没有，却一直没有引起李利的重视。
即便是偶尔听到某些文官或某将领反应，他也是一笑而过，并未真正放在心上，更不用说着手解决问题或处理相关人员了。这是因为他完全把这些细枝末节的琐碎之事看作文官们或某些将领的牢骚，无关痛痒，不值得小题大做，无须计较。
但是此次与以往不一样。昨夜的突发事件影响巨大，性质极其恶劣，不仅关系到诸葛亮的颜面，还直接影响到他的生命安全。
如此以来，李利就不能不重视了。事关自身安危，岂可等闲视之？
就因为这件事，从昨夜三更至今，李利一直没有合眼，脑海里反反复复思考着这件看似不大却又不能不重视的“琐事”。
说起来，诸葛亮已经出仕三年多了，如今已有二十岁，不算小了。想他李利当年十几岁就跟随叔父李傕东征西讨，未满十六岁便已独自领军征战，于中牟一战打败名将朱儁，自此声名鹊起。十七岁那年他奉命外放武威郡太守，自此独当一面，此后东伐西讨、南征北战，近十年间都在马背上度过；麾下兵马从最初的三千余人发展到现在的拥兵近百万，治下地盘从仅有的几座小城发展到今日的半壁江山。
时至今日，李利也不过二十五岁，虚岁二十六，比诸葛亮大不了多少。然而在他的戎马生涯里，从未出现过被麾下将领刁难之事，更不曾发生过抗命不尊的先例，没有人胆敢违抗他的命令，从来没有。究其根源，便在于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麾下所有文武都是他亲自招募或征辟的，也是他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
与之相比，诸葛亮的出仕之路则相对顺畅许多，没有经历过太多波折，缺乏磨砺，顺帆顺水地一路走来，几乎没有任何挫折。最重要的是，诸葛亮没有经过基层磨练，起步很高，乍一出仕就是大将军府祭酒，而后是军师祭酒，再到今日的南征大军左军师，官秩堪比九卿；而且深得李利信任，真正是嫡系近臣，李利面前的“红人”。
与此同时，相对于武将而言，诸葛亮身为文官，自然没有冲锋陷阵或阵前斩将之类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功勋战绩。不仅如此，每逢战事，沙场之上根本没有他的身影，临阵厮杀或领兵冲阵与他没有关系，他所做的都是些幕后事宜，诸如战前谋划、临阵指挥或战后抚恤一类的事务。但是，等到论功行赏之时，像他这样的文官或谋士往往排在武将前面，甚至位居首功，赏赐极其丰厚，而且很容易获得晋升机会，连升三级也不是神话，而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正因为这样，文官和武将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历朝历代均是如此，屡见不鲜。而这种现象在诸葛亮身上则显得尤其突出，极其显眼，令军中将领对他关注已久，背地里颇有微词。只是他们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几乎与诸葛亮没有交集，很少一起共事，亦或是每次和他共事的时候，总是李利坐镇中军，以致于他们根本不敢造次，更不敢招惹诸葛亮。
或许正是这些长期积压下来的些许压抑之情，终于在昨夜一股脑地爆发出来，以致局势危急之时，诸将竟与诸葛亮当面叫板，从而拖延了长达半个时辰的时间，险些陷李利于危难之中。
不仅如此，当诸葛亮向李利禀报事情的经过时，李利看得出来，诸葛亮虽然简明扼要地陈述事实，刻意省去了以马超为首的将领们蓄意刁难他的那一段，但他仍然心情低落，眸光中残留着几分屈辱之意。
当时，李利尽管看出一些端倪，却佯作不知，诸葛亮自己不说，他也不问。待益州州牧府的局势稳定下来之后，他密令李挚去查，前后不到半个时辰，便将整件事情的始末查得一清二楚。这是李利牢牢掌控军队的实际体现。只要是他想知道的事情，即便是某个将领的隐私也无法对他隐瞒，至于其他事情更是不在话下。
因此，以马超为首的十余名将领公然抵制诸葛亮的命令，蓄意刁难奚落他，以致延误时机，险些酿成大祸。这些全都落在李利耳朵里，李挚查得很详尽，几乎把马超等人说过什么话都一句不落地复述了一遍。
事实正如李利在诸葛亮眼中看到的一模一样，诸葛亮确实受了委屈，被十余名将领你一言我一语的奚落刁难，甚至还将他是李利的内弟和义弟的身份拿出来说事，暗指他凭借裙带关系才有今日的权势，余下的话语更是不堪入耳。是以诸葛亮所经受的已经不能算是刁难了，说是屈辱亦不为过。
正因为这样，天明之后诸葛亮没有跟随李利一起出城，仍旧留在城中。尽管他声称留在吴府保护几位嫂夫人的安全，但李利知道这只是他的托词，实际上他是被马超等人扫了面子之后还没缓过劲来，不知如何面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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