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夏兵交战过后，盛长柏其实也就算达成了自己到西北的基本目的。
但是刚来西北还不到一年，也不能说调职就调职。
按着大周的惯例，大周的宰辅，一般也都需要在地方沉淀上十几年以上。
盛长柏外任的时间，远远不够，所以也就准备留在西北干上一任。
既然留了下来，任期也还有很长，盛长柏也不能不做事。
虽然西北反攻的关键，其实是在中原，在朝堂。
单凭西北一地，战争潜力还是比西夏相差许多。
但在西北这个地方，其实也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情。
训练士兵、乡勇，培养精兵，这是最基本的方面。
同样重要的还有，在西北移民实边，鼓励开荒，劝农耕桑，官方大规模组织屯田。
相比于西北自产物资，从中原、南方调拨物资，要几倍的耗费。
西北发展种田，虽然没那么好的基础，土地没有那么肥沃，灌溉没有那么方便，粮食产量达不到太高，但是少了许多运输耗费的原因，西北种田收益还是很高的。
后面的时间，除了冬季盛长柏去阻击西夏贼兵侵扰，犯边之外，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发展民生。
在秦州任上，盛长柏一做又是两年。
这两年下来，成果其实还算是不错。
秦州各方面，不管是人口，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甚至是经济，都有了不小的增长。
除了人口增长没那么快，其他方面都有翻倍的增长。
事实再一次证明，只要保证百姓不被大户压榨，不受官府剥削，不受敌兵侵扰，百姓自己就能发展的不错。
一年加二年，一任通判做完之后，时间也过了三年。
盛长柏本来准备结束自己西北的通判生涯，回汴梁和皇帝一块变法去。
变法这个事，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依然还算年轻的皇帝，有些把握不住，一时盯不住，就容易步子迈太大，要扯蛋。
盛长柏回汴梁之后，可以就近监督，劝一劝皇帝，不要急功近利，做事不能太过着急。
想要改革，避免不了的就是要影响一些人的利益。
皇亲，外戚，勋贵，官僚，地主，大商人，就没一方是好惹的人。
新帝年纪轻轻，踌躇满志，锐意进取，大刀阔斧，当然算是好事。
但是这个性格用在变法之上，就没那么恰当。
为了不要激起太多的反对者，变法这个事情，就没办法所有方面同步进行。
只能把各方分化开来，逐个击破，分化瓦解。
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循序渐进。
这三年，皇帝改革了官制，改革颁布了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等。
已经算是动了商人和地主的不小利益。
朝堂需要稳定，不适合近期再去触动，大周其他统治阶层的利益。
先把最好拿捏的地主和商人阶层，拿捏明白了不迟。
但是就在盛长柏，准备让老丈人给自己挑一个合适的位置，回汴梁的时候。
西北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不是大周这边出了什么问题。
是西夏死了皇帝，继位的还是一位幼帝，西夏皇位落在了一个八岁的毛孩子的手里。
实际权利落在了西夏太后和国舅手里，后宫和外戚当权。
西夏内部当然不会所有人都乐意，矛盾重重，朝廷动荡，政局不稳。
明显是一个可趁之机，大周又刚好经过各种改革，修养生息，局势比之前好上不少。
各种改革，增加了一定的赋税，减少了许多冗余，少了花费，积累下了一定的钱粮。
清理冗兵，厉兵秣马，训练出了一些可战之兵。
看到西夏自己露出破绽，一心比肩唐宗汉武的大周皇帝。
当即就决定了，要对西夏用兵，能一战灭国西夏最好，最低战略目标，也要收复富庶的河湟地区。
西北即将有战事要发生，盛长柏也就没了回汴梁的心思。
回去了之后也要忧心西北，不如留在西北。
“迁起居郎、侍御史、秦州通判盛长柏…知秦州。”
盛长柏也算没在西北白吃三年土，官品升了一级，并且成为了秦州这个上州，边疆重镇的一把手。
完全算是重用，干好这种边疆重镇的知州，完全都可以算是一直资历。
和皇帝关系好也是有好处的，皇帝足够信任盛长柏。
盛长柏也就可以违反一点大周的流官惯例，不让一个朝臣在同一个地方，任官太长。
在秦州做了三年通判的情况下，还可以继续在秦州任知州。
甚至因为信任，皇帝都没有再另设一位通判，来分权，掣肘，监督盛长柏这个秦州一把手。
盛长柏对秦州很熟悉，升任知州之后，甚至除了官印之外，其他都不用麻烦交接。
无缝衔接的直接安排起来了粮草，甲胄，兵器，箭矢，做起了各种战前准备。
一边做着准备，一边等着朝廷这次安排的西征统帅到来。
秦州所在的秦凤路地理位置确实很关键，不管西夏东进，还是大周西出，都要通过秦凤路。
朝廷为西征设下的秦凤、陕西几路宣抚使，直接也把行在，安置在了秦凤路。
宣抚使的权利很大，算是大周权利最大的地方官，直接负责几路的军政所有事。
权利远在一般的路级首官转运使之上，标准的一方诸侯待遇。
所以大周的宣抚使不常设，都是临时性的差遣。
差事干完了之后，马上就要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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