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连成愣了一愣后便侧身请谭央坐下，还为她拉开了椅子。归国后半年没见，再次重逢，胡连成非常聪明的没有提起谭央找他打官司的事，而是问谭央，听说找他的人是位医院的院长，哪家医院，自己开的吗？谭央便大概说了说，胡连成很认真的听，偶尔附和两句，最后还赞许道，“谭，我最欣赏你这点了，在大上海做毕太太时都能不贪图安逸的去留洋读书，如今独立出来，定会有番作为的。”
谭央叹了口气，“作为什么呀，找个营生罢了。倒是胡先生，才大半年的光景，律师就做得风生水起了。”
胡连成听了谭央的话，皱着眉，无可奈何的摇头，“今天咱们老朋友在一起，我不怕你笑我，我有什么本事，还不是都依仗着我父亲，不然那些高官权贵我敢动哪个？你是不知道，咱们这个世道，没有天理、没有公正、没有法律！金钱地位和关系交情便是一切！所以我做了一点点事情就能在几个月间蜚声沪上！如果说，我能做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的话，那么谭，我希望我可以帮到你，我希望那些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国度不是天方夜谭，例如劳动者可以拿到自己的薪酬，例如杀人者要去偿命，再例如，母亲能够看到自己的孩子！”
胡连成的一番话说得姿态极低又入情入理，谭央颇为动容，动容之余还慨叹着，这样的聪明这样的口才若是打不赢官司，那便没人能打了。
胡连成告诉谭央，想和毕庆堂这样的人打官司，首先要造一下声势，让平头百姓觉得理在咱们这方，街头巷尾议论起来，给当局压力，这官司就好打了。谭央明白，这是胡连成委婉的想叫自己讲一讲和毕庆堂离婚的原因，胡连成很小心很迂回的问，大概是不想叫她太伤心，她虽领这个情，却不愿将那些陈年往事全都对人和盘托出。
怎么说呢，毕竟能与人言的伤痛全都不算伤痛。真正的伤痛是要躲在漆黑无人的角落里，用自己的余生，慢慢舔舐的。
谭央拿银色的小匙轻轻搅着咖啡，搅起的泡沫在白瓷杯子里上下翻转打旋，她将小匙向杯子中心轻轻一点，既含混又坚定的说，“欺骗，他骗了我很多年！”胡连成闻言深深点头，可看谭央没有下文，过了半晌才问，“谭，你能说得详细些吗？”谭央叹了口气，低下头看着杯子里的咖啡。
胡连成见这情形便说道，“不想说算了，我猜都猜得到，那种人！”话里带着明显的鄙夷，谭央听得分明，她抬头问，“胡先生，有些事情，我实在是不想再提，可能我这样给您出了难题，也不知，您会对外界怎样说。”胡连成高深一笑，“不劳你操心，包管能叫全上海的人为你鸣不平就是了。”
谭央神色一敛，看着胡连成严肃的说，“胡先生，无论你怎么对外界替我说这个理，我都希望您不要侮辱毕庆堂的人格和名声，就您所知道的，他最不该做的是不让我见我的女儿，这就够了！”胡连成不可思议的看着谭央，有些情绪激动的用手敲着桌子，“谭，你怎么了？你还要顾及他的名声？他有什么名声可言？满上海滩都知道他是个地痞流氓！是个声名狼藉的混混头子！”
谭央抬起头看着胡连成，心平气和的说，“别人对他的这些评价，我一早就知道，如果说我嫁给他之前可以无视旁人对他的不堪评价，义无反顾的与他结合。而在我离开他后，反倒要帮着所有人去奚落他的人品，败坏他的名声。那么，我想我不但输了婚姻，更输了品格。况且，退一万步讲，就算他的罪百死难赎，但他是我女儿的父亲。一个小孩子，不停地听见自己的母亲当众诋毁自己的父亲，那么无论我们各自给她多少爱，多少锦衣玉食，她那小小的心里也会充满了惶恐与难过吧。这是作为一个母亲最不愿意看到的，胡先生，我说的您能懂是吧？”
谭央这一番话说完，屋里安静了很久，胡连成微微向前俯身，一瞬不瞬的盯着谭央，他在这凝视中逐渐抛开了自己一贯的斯文外衣和狡黠内里，难得的带着十足的真诚说，“谭央，你竟是这样的女人！我到底还是低看了你！娶你这样的女人做老婆，他毕老板该知足该惜福了。同你离婚，他总有那么一天会后悔的，而且是非常后悔。”
说罢，胡连成缓缓站了起来，走到窗边，窗台上摆着一溜儿由小渐大的描金套娃，正午的阳光洒在上面反出了耀眼的金光，掺杂着娃娃身上绚烂的色彩，带着最世俗的喧闹，晃得人眼睛生疼。
胡连成摘下眼镜，闭上眼揉着鼻梁，“谭，你说的，我很懂，我父亲在官场上一开始是靠我外祖父的，后来飞黄腾达了，怎么说呢，我母亲是他的第一位夫人，却不是唯一一位，我母亲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她有很多关于我父亲的话都会说给我听，其实我当时的年龄不应该听这些。那些话让我不知所措，甚至很难过。虽然我是胡府的大公子，可自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很不容易快乐的人！”
说到这里，胡连成戴上眼镜回过头郑重的对谭央说，“所以，谭，你放心，我会帮你！用你觉得最妥当的方式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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