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乡长，我觉得王书记把你排的位置有些不对劲。”周元鹏点着主席台上的名字，小心翼翼道。
我顺着他的手指仔细看了一下，眉毛就皱了起来。
在农校的时候，我们当时虽然以学习农业的相关知识为主，但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毕业之后都是从政的，所以学校每个礼拜都会抽出一节课的时间，用来给我们普及官场上的知识和规矩。
按照常理来说，像这样的乡大会，在座次的排序上，应该是党政一把手在最中间，其中以左为尊，所以张鹤城应该是在中间靠左的位置，我虽然只是一个副乡长，但是因为乡长空缺由我主持乡政府工作，实际上应当是我在张鹤城的的右边，这才符合规矩和常理。
然而在王勇设计的这张座位图上，我不但没有被放在中间，甚至位次居然还排在了张忠杰的后面，而原本应该属于我的位置，却被他把自己给安排了上去。
这可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我呵呵一笑，如果要是开大会那天真按王勇这个排法去坐，那我这脸可就丢大了。
不过我倒是没傻到去和王勇理论这件事，而是叮嘱周元鹏，让他私下里单独去找张鹤城说这件事，我则是假装不知道，这样既避免了我和王勇之间的冲突，又让周元鹏在张鹤城面前有了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周元鹏一点就透，乐呵呵离开了我的办公室，我之所以如此费心的去培养他，主要还是看中了他的机灵，自从上次在蔡公民那里回来开始，我就有意无意的开始培植自己的亲信班底，除了周元鹏之外，贺斌、赵连友还有其他几个人都被我列入了考察范围。
其实在现在的乡政府大院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在我和王勇的权势较量中，我已经逐渐取得了上风，他们之所以摇摆不定，说白了，还是局势仍然不明朗，他们又不像周元鹏，没有迫切的既得利益为筹码，自然是不会轻易表态的。
不过好在除了王勇在背后耍些无关痛痒的小手段之外，我并没有遇到什么烦心事，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安置点的群众也很稳定，至于发展核桃种植的事，土地已经全部腾出来，下一步工作要等到十月份谢春龄他们运来第一批核桃树以后才能开始，所以我难得有些清闲，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开大会时的发言稿上。
这毕竟是我第一次代表乡长的身份，当着全体乡干部的面上做报告，所以当然马虎不得。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周元鹏拿给我看座位图的第三天，刚一吃过早饭，张鹤城就把王勇叫到了办公室里，然后他走出来的时候，脸色极其的难看，我不用想也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以张鹤城的城府，自然不会出半点纰漏。
九月十五日，坎杖子乡第三届一次代表大会暨经济工作会议顺利召开，在奏完庄严的国歌之后，身为会议主持人的王勇就压了压手势，然后清了清嗓子，宣布由我做政府工作报告，请代表团予以审议。
我从张鹤城身边站起身来，走到汇报席，先是向主席台和台下鞠了一个躬，这才掏出稿子念起了报告，前半部分当然是坎杖子乡上半年所取得的成绩，不过这一部分都是刘文才在任时的东西，况且他又没干什么事，我就简单的提了一下，重点还是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和目标。
首先一点，也是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泥石流的灾后重建工作，力争在十月末之前把两个受灾村全部重建完毕，确保受灾的乡亲们顺利过冬。
第二点，就是确立了以发展核桃种植带动脱贫致富的总体工作，在这一部分我详细的介绍了核桃种植的发展前景，以及海宁农业大学这个坚强后盾，力争在两年之内让坎杖子乡的人均纯收入翻两番，这个目标是我和张鹤城跟谢春龄经过反复沟通研究过的，如果说先前只是光种核桃我还没有什么底气，但有了余冬言的套种中草药项目，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当我把这个目标提出来之后，在下面顿时引起了一阵哗然，不过对于这点我倒是没有什么意外，其实发展核桃种植的事在开大会之前大家也只是有所耳闻，我猜他们是没想到居然会是这么大手笔，而且说实话，姚援朝和刘文才在任时非常平庸，坎杖子乡的经济前几年都没有什么发展，现在突然提出这样一个目标，他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概括性的了，包含了做好秋收工作、秋季森林防火工作以及过冬保障工作等等，这些都是常规性的东西，大家都轻车熟路，我并没有过多的说什么，只是强调了一下，然后给大家鼓鼓劲，喊了几句响亮的口号，就走下了汇报席。
之后就是张鹤城代表党委作报告，他先是肯定了我在乡政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思路，然后强调了一下具体要求，这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要在思想上重视，在行动上抓落实等等，只不过最后他强调了一下纪律问题，虽然公式委婉，但大家都听得出来，意思就是以后谁再从背后搞小动作，把个人利益摆在群众利益和集体利益之上，他身为党委书记，党委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是绝对不会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毫无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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