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是大国，在项燕、鲁阳君看来，只要齐国与楚赵两国一同合纵抗秦，那天下事大有可为。唯有太傅孔谦不动声色，仿佛没有听到三国会盟。待齐王田建回去休息，熊荆才向他请教如何看待三国会盟。
“大王有所不知，”孔谦终究做过魏相，并非不懂治国、不懂政治。“齐，商贾之国也。田单复国后齐之工商之民逾盛，楚国工商之民不过两成，齐国工商之民已逾四成，楚秦战时，诸物购于齐国，据闻齐国户户为工、人人为贾。
如此之国，可战之卒寡矣。与其会盟不能得其军，只可得其地利、得利粮秣、得其百货，加之赵国，亦不可为胜。”
“啊？”知彼司对齐国虽有探查，但主要探查的是齐国的朝政、权贵、军事，从未去了解齐国的社会等级。孔谦之语让熊荆很吃惊，一国工商之民逾四层，这是难以理解的高比例。
“大王不知否？”孔谦有些疑惑，他以为熊荆什么都该知道。
“大傅，学生虽知齐国多商贾，不想竟如此之多。”熊荆苦恼道：“已逾四成，齐国可战之卒岂非只有二十余万，与楚国相仿？”
“然。”正常情况下工商之民是不征召的，所以工商之民不可受爵。百工还好一些，商贾、有市籍者的地位仅高于谪吏（有罪之吏），比赘婿和闾左地位要低，虽有钱，也是‘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列国对工商都进行限制，尤以秦国为最，齐国商业繁荣，但也限制工商，直到田单复国后拥立齐襄王，齐国朝廷渐渐对工商业失去掌控。
“我以为大王不可对齐国期许过甚。齐，贫民多矣，富民不召。所谓‘一阵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早已有之。”孔谦隐晦的道，很快他话锋一转，转而说起了楚国。“楚国行敖制，县邑为求甲兵，耕者税愈重。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春夏之交多倍贷，然民多不能与息。若急，唯逃亡以自捐。江东之农多逃亡也。”
孔谦一提江东之农，熊荆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他是大王，平日从未接触庶民，更少有了解贫民。因为地广，又少有兵事，楚国庶民确要比别国过得好，但庶民的生活到底如何，他知道的极为有限。楚国行敖制之后，庶民逃亡一时暴增。
以前楚国是一国，逃到他县无用，除非是逃亡别国。现在各县邑自成一统，为求兵甲皆重视丁壮，为增加人口，不说欠贷之民，就是罪人也敢收留。
江东移民也是如此。淮上是熟地，自愿移民的多是贫民和不能与息的借贷民，在陈县属地上耕种的不是陈人，而是项人、漾陵人、阳夏人等等。等于是，大家都在挖对方的墙角，陈县破产农民逃到了项县，陈卜一般是追究不到的；项县破产农民逃到陈县，哪怕项燕已经是候，也是追究不到的。
“太傅以为当如何？”熊荆看不出喜怒，只向孔谦问策。
“请大王限制商贾之倍贷，再派大臣于各县邑巡视。”孔谦道，“亦当敕令各县邑不得加税。”
“此……”熊荆笑容有些干涩，因为这三条他一条也做不到，即便做了，下面也不会听。
“此皆不可。”熊荆道。“借贷你情我愿，如无恶习，以楚国当下之税负，何需借贷？既已借贷，哪怕子钱十倍，卖儿鬻女、倾家荡产，也应归还。”
“大王此言差矣。民若破家，国又何存？”孔谦不言仁义，只说功利。“又或民附于豪强……”
“太傅缪矣。”熊荆摇头。“敖制之政，就是要迫庶民依附于封臣豪强，便如锻钜，需重锤使其紧密，唯紧密方能成材。不依附于封臣豪强，又染有恶习、不能自持，于国何用？”
“哎！”孔谦长叹一声。他懂熊荆治国的逻辑：先是杀尽官吏（实际官没有杀，只杀了吏），从而让整个国家变成洪水泛滥、猛兽横行之地，民众得不到丝毫的安全感，不得不依附于封臣和诸氏，再以封臣诸氏为骨干，重铸整个国家。
这个国家没有平等，只有等级，不讲仁德，只倡勇信。要摆脱庶民的身份只能靠上阵拼杀，然而成为誉士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封闾有限。
这也是熊荆拜他为太傅、请他为誉士讲授礼的原因。儒家讲究和而不同，墨家则提倡天下大同。和，是指各等级相和；同，是指各等级平等，楚国抑制墨家，提倡儒家的原因不言自明。
“我闻大王曾言‘勿全生，毋宁死’，而今庶民附于封臣诸氏，此迫生也。”叹后孔谦说道。他是真的感叹，并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太傅谬也。”熊荆也叹了一句。“庶民为甲士者，可推选信任之人立于外朝，此上下数千年之未有也。太傅当知昔之外朝国人，并非庶民。”
“然楚之庶民处处制于封臣，动则得辄，并无自由可言。”自由是熊荆新造的新词，但因为语义上的关系，很多人对它很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太傅以为何为自由？”熊荆不得不追问。“为所欲为才是自有？无拘无束才是自由？不婚不育才是自由？爱男子胜过爱女子才是自由？皆否也。自由是凡为甲士皆可参与国政之自由、是不得侵犯私臣之自由、是不经许可不得被他人虚借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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