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万齐军，减去守城的那部分兵力，剩余的确有二十万之巨。数量并不让人惊讶，这段时间各师都有了心理准备。只是相比于数量，二十万齐军将摆出一个什么样的阵势迎战，这才是让熊荆以及诸将最想知道的问题。
如果齐军像当年辛梧一样摆出一个毫无花俏的单薄横阵，然后被己方一捅而穿，那当然最好。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齐人想象力奇诡，阵法的花样最多，虽说一力降十会，然而齐军具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如果齐人能够善用自己的预备队，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一日幕府并没有议战，只是对全军做了相应的动员。四个步卒师之外，骑兵的圉童、输运的力夫、工兵，只要是能上战场的人，都要披甲准备列阵作战。
如此，除去七十二个卒一万九千人以外，还有大约九千名步卒，这些人大半是骑兵的圉童——四千多匹马，也就有四千多名圉童。五百名继续跟随重骑兵作战外，其余都编入作战部队。
还有三千六百名输运的力夫，他们作为正规步卒并不完全合格，可持矛防守还是能够胜任的。另外还有工兵。每个旅都有一卒工兵的编制（老式卒，每卒百人），每个师还会加强一卒，四个师等于有二十个卒的工兵，此共计两千人。
为了最大增加战阵的宽度，每卒三十六名弓箭手也需持矛战斗。他们有两千五百多人，五人纵深能列出五百多列宽的军阵。只是这两千五百多人已包含在七十二个卒一万九千多人当中，全军真正作战的步卒还是两万八千多人。
两万八千多步卒外，还有三千九百多名骑兵（包含五百名圉童），两千名砲兵，以及一千多名幕府、卫勤、通讯、舟楫、辎重人员。按照军中法算的统计，整个郢师两条腿走路的活物共计三万五千八百七十九人，真正不手持武器参与作战的有一千七百多人。
最大程度的增加作战人数，所增加的九千人是一支庞大的力量。如果五人纵深，全军列出军战的宽度将达到惊人的五千五百米（按编制每卒有九名非作战人员）。当然这是极端情况下的阵宽，作战时手中肯定要保留一支预备队。熊荆身边的八个近卫卒不可能投入到军阵前列，填补缺口或者伺机破阵，这才是他们的用处。
而考虑到齐军有五万名身着钜甲的持戟之士，防御持戟之士的阵列纵深要增加至八人。虽然不知道这这五万人的阵宽，不过减少一千列以加强军阵显然极有必要。两万八千多名步卒最后所能列出的军阵宽度应该是四千米。
骑兵肯定要集中使用，不是列于阵左就是列于阵右，甚至列于军阵正中，而非平均分布于左右两翼。三千四百多名骑兵大约将占用五百米左右的阵宽，因此整个军阵阵宽将达到四千五百米，这几乎接近临淄城西墙的长度。另外还有九个卒两千四百三十人的预备队。
不过军阵是布置成横阵，还是布置成凹型阵凸型阵，即勾行阵、雁行阵？骑兵是放在左边、还是放在右边，还是在中间？是背对着运河布阵，还是面对着临淄西城墙布阵？这些都要根据齐军的阵势来决定。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如是说。
‘自列阵而战以来，阵法千变万化，有阵多矣。然战胜之法无非两者：一为击垮敌之中军，促其溃；二为勾击敌之两翼，迫其逃。’廉颇如是说。
三日的等待中，熊荆不免有些忐忑苦恼。郢师是他的私军，楚军推行新军制，由花队改为纯队，从铜兵变成钜兵，全都是他在大力推动。将卒心中楚国第一战将是上将军项燕，第二战将是信平君廉颇，但对他的信赖绝不低于前两者。
然而他实际上就是个菜鸟，没有项燕的老谋深算，没有廉颇的老成持重，也没有若敖独行的战场嗅觉，这种嗅觉在兵力较少的情况下尤其重要。
空有理论，没有实践或者说少有实践。这样兵力悬殊的阵战，一旦布阵失误或者指挥不当，楚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备队挽回局势，最后只能坐等战败。
这是苦恼的原因之一，另一个让他颇为苦恼的是，各师之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并不在作战上向他建议如何如何。也许，是他们不懂纯队之下多兵种合同作战要如何指挥，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故意不说：大王永远都不会错。如果大王有错，一定是臣等看错；若大王真错，那也是臣等犯错让大王不得不错……
三天的等待似乎比此前三个月的等待还要漫长。军营之中不再像前些日子那样喧闹，有的只是打铁声。虽然早有准备，比如工兵、圉童本就钜甲和武器，可三千六百名输运力夫不但缺少武器也缺少甲胄。
缺少甲胄好办，他们列于军阵最末便是，缺少武器那就不好办了。军中一阵搜罗，最后还差几百根夷矛。这几百根夷矛只能临时砍树，军中木匠做柲、铁匠日夜锻打造矛头和配重。叮叮当当的声音听得人心烦意乱，幕府里呆不住，熊荆只好出帐瞎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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