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天灾人祸不断，大明外有后金威胁，内有奸妄横行，又恰逢小冰河天灾，平民百姓无法生存，唯有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发动起义。
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很多，主因无外乎天灾与人祸，但是，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到底是天灾之故还是人祸之因，却一直众说纷纭，莫一是衷。
有人认为主要是因为小冰河天灾，北方风沙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田收成锐减，平民百姓饥寒交迫，无以为继，才致使天下大乱，狼烟四起。
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偏颇，天灾并不单是明末有，历朝历代，都经历过天灾，如果一爆发天灾平民百姓就要造反，那恐怕朝代的兴替会频繁不已，每个朝代要维持百年都很难，因为天灾根本无法避免，虽然不能说历史上年年爆发天灾，但隔个几年来一场小灾害，隔个几十年来一场大灾害却是相当正常的，真正因天灾导致农民起义，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
明末农民起义之所以爆发，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祸。
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土地兼并，皇室宗亲和地主豪绅对土地肆无忌惮的兼并才是平民百姓生活无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明朝，其实不缺土地，明朝官方统计，耕地最多的时候超过十亿亩，人口最多的时候却没有超过一亿，也就是说，平均每人有最少有十亩耕地。
这样算下来，一个五口之家就是五十亩耕地，按亩产两石一年计算，一家每年有一百石粮食，男女老幼五口人，一年能吃掉五十石粮食就顶天了，剩下五十石，按二十税一的税率上缴十石粮食作为税赋，还剩余四十石，四十石粮食最少也值二十两银子，也就是说，平民百姓哪怕别的什么都不干，光种地日子也能过的很滋润。
但是，实际情况却根本就不是这样，也许明初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到了明末，土地兼并已经十分严重，大明有六成以上的土地被皇室宗亲兼并，另外还有公侯勋贵、地主豪绅，甚至是得宠的太监，他们兼并的土地也超过两成，剩下还有两百多万屯卫军户又占去不止一成，真正归于平民百姓的连一成都不到！
这样算下来，一个五口之家耕地还不到五亩，一年收获的粮食还不到十石，最多有两个人能吃个半饱，其他三个基本没得吃。
当然，这种事情也是不可能的，皇室宗亲、公侯勋贵、地主豪绅他们兼并的土地不可能自己去种，种地的还是平民百姓，不过，这些给人种地的平民百姓已经不能称之为农户了，只能称之为佃农，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也不归他们分配，大部分都要上缴，能吃顿饱饭就算很不错了。
这就是明末老百姓的现状，有八成以上是被皇室宗亲、公侯勋贵、地主豪绅层层盘剥的佃农，剩下的两成，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土地数量很少，平均一个五口之家最多也就是十余亩土地，勉强能混个果腹而已。
这就使得平民百姓抵御天灾的能力相当弱，因为一旦爆发天灾，粮食减产，佃农根本就交不起租金和田赋，普通老百姓也是食不果腹。
如果仅仅是这样倒还罢了，如果发生天灾的时候，朝廷能减免税赋，皇室宗亲、公侯勋贵、地主豪绅能少收点租金和田赋，甚至拿出点粮食来赈灾，平民百姓勉强还能活下去。
但是，朝廷不但没有减免税赋，还加征辽饷，皇室宗亲、公侯勋贵、地主豪绅别说拿出粮食赈灾了，连租金和田赋都不肯减，平民百姓哪里还有活路！
这其中最为可耻的莫过于福王朱常洵，万历皇帝正是因为宠爱朱常洵想立其为太子，才引起国本之争，以致君臣对立，大明国势日衰。
如果光是这样，也就罢了，万历最终还是顶不住压力，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但是，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万历为了表示恩宠，赐其良田四万顷，金银百万余两，后面户部实在凑不出这么多良田，万历就以四川、陕西、河南等地的盐科、茶税、商稅以代之，当时民间都流传，先帝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洛阳之富远胜皇宫！
如果光是这样，也还罢了，福王朱常洵就藩之时，已有良田数万顷，金银百万余两，还有三省各种税赋以为开销，就算什么都不干，也能荣华富贵，奢侈一生。
但是，他还不知足，还唆使手下与地主豪绅勾结，疯狂兼并土地，欺男霸女，横行无忌。
天启、崇祯两朝，天灾不断，民不聊生，他不但不救济灾民，还带头宣称，名下良田，田赋不减一分一毫！
他可是天启和崇祯的亲叔叔，地位尊崇无比，正是因为他带头，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地的皇室宗亲竞相效仿，不但不赈灾，还拼命压榨，疯狂收租。
天灾不断，生活难以为继，朝廷和地方又如此压榨，平民百姓怎能不反！
天启七年七月，饥荒最为严重的陕西，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
王二、种光道等，聚集灾民数百，插旗起义于白水县，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王二起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连年大旱，别说是粮食了，当地连草木都吃的一干二净，但是，澄城知县张斗耀仍然使劲搜刮，催征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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