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与陈识时说的越来越兴奋，确切的说应该是亢奋，说他想说服其，倒不如说是说服自己。从蒙古人的性格说起，又上升到了对社会和国家的层面。
他分析说深陷自命不凡，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导致的蒙古人很容易被盲目的激情所驱使，计划去做一件大事，然而事前却很少会认真评估其风险和后果，他们认为这种评估是胆怯的表现。如果凑巧做成了，蒙古人会很骄傲和得意，认为天下所有的事不过如此，个人英雄主义的虚荣会得到很大的满足。
可如果失败了，蒙古人倒是很少像汉人一样诿过于他人，恶果便是蒙古人非常缺乏承认自身不足的勇气，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某种意义上很脆弱，如同坚硬而易碎的瓷器，脆性很大，失败后容易陷入自卑和自我怀疑，很容易一蹶不振，往往会自怨自艾下去，逐渐消沉。
另外由于蒙古人个个认为自己是不可一世的英雄，所以在蒙古人憨厚朴实外表的也导致缺乏协作和团结，妨碍着蒙古社会的统一和整合，此永远是蒙古文化中缺少的重要一环。在这种情况下，工于心计的异族统治者只要采用离间计，或者公开称赞或者封赏蒙古人中的一个部落，或者给予某个部落某种特殊的权利，就很容易在蒙古人中播撒下不和的种子，挑起蒙古人内部的争端，令其内斗，相互攻杀，从而达到弱化蒙古民族的目的。这也是在铁木真崛起前蒙古草原上的常态，只要女真人动点儿心眼，草原上就血流成河。
由此赵昺又引申到了‘人性和自由’的方面。从古希腊斯巴达克斯说出“我渴望自由”开始说起，认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值得我们骄傲，感激的成果都跟服从没什么关系，服从和盲从也许会在一些方面会对效率有正面影响，但更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陈识时听着小皇帝侃侃而谈，其实却大多时候不明所以，别说不知道斯巴达克斯是哪位‘先哲’，连希腊国在何地都闹不清。因为此已经超出了自己所学，打破了过去的认知，甚至颠覆了诸多前人之言。可他却并没有觉得反感，反而觉得小皇帝分析的似乎很有道理，能沉下心静听下文。
说了半天，赵昺觉得已经把自己也说服了，这才觉得口干舌燥，喝了一杯茶才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他以为现下可以利用被俘的领兵将领原有的威压来统御自己的属下，接受大宋的封敕，为大宋征战。当然也需要给予一定的好处，比如可以保证他们子弟的安全，保留原有的领地和财产，并根据职务享有响应的待遇。
陈识时听了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毕竟这些人保有了领地和部众，若是再放权给他们，就有可能利用旧部临阵倒戈，或是提出非分的要求。若是条件得不到满足，就存在叛乱的可能，还是谨慎些为妙。且当下的归顺也是形势所迫，不能视之为忠心臣服，还是应有反制措施的。
赵昺以为其所言有理，他也随之说出了自己的安排，那就是取消蒙元的军户制度，编入民户，按照律法分配土地；而愿意入伍服役者，同样按照宋军的制度发放军饷，享有相应的待遇。他十分明白，战争战争不外乎争夺生存资源，蒙元士兵打仗也不过为了混口饭吃，并非是有什么崇高的理想。
现代有人说军户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起码可以让普通民众免于服兵役之苦，但是不知蒙古军制对于军户是何等残酷。“垛集军”制度是蒙元入主中原后的一大发明，它把三户民众组成了一个“垛集”，其中一户负责出炮灰，这户人家叫做“正户”；另外两户为炮灰提供津贴和补给费用，叫做“贴户”。
元朝又把汉人民户按照家产分为上中下三种，中产阶级的中户就不幸成了“垛集军”的征发对象。你家里有能拉得动硬弓的壮汉，那你家就成了所谓的“正户”，壮汉战死后，他的兄弟甚至堂兄弟都要立刻顶上。“贴户”则被弄得当了杨白劳，成了正户的债务人，一旦无力供养，元朝政府就要典当“贴户”的家产，保证“贴户”家破产都要填上军费的窟窿。
对待蒙古普通人，蒙古军制同样也是十分残酷的。成年男子平日为民生产，战时上马为兵，几乎是一生都要无条件的随领主征战。他们不仅要上战场出力，且要自行携带马匹、武器和装备，负担给养等费用，所以出征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结果往往是人财两空。平日还需承担为领主生产、纳税的任务，可以说是形同奴隶
而他们的未成年子弟也要编入‘怯困都’，也就是也就是汉人说的渐丁军。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蒙古男子一到十五岁就是蒙古军中的一员，他们会跟随大汗转战万里，在王子、千户的指挥下奋战。征战时未满十五岁的“怯困都”虽然大多要留在后方的“奥鲁”里，协助“奥鲁”营中的妇女承担照顾马匹、牛羊的任务，承担武力看护的任务。
除了童子军“怯困都”，成吉思汗还建立了少年军校。每一个蒙古那颜都要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成吉思汗身边充当怯薛军战士和质子，成吉思汗也积极从他们之中选拔人才。他一边让这些少年贵族子弟给自己服务，一边让他们旁听自己的军事会议，把自己的兵法教授给他们。但哪一个军官不来接受教育，而是呆在家里，那就要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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