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关于马场的争论中，赵昺发现其中的论点最终都会归于一点，就是‘与民争地’，而什么徒耗国孥、增民间负担等等理由皆是为此做铺垫的，反正就是要改变当前的土地政策，不抑制买卖，恢复祖制。总之就是反对沿用自琼州时开始实施的留取官田的做法，而是将土地推向市场。
当前的土地政策是当初进入琼州，赵昺为了解决粮食自给和财政困难制定的，将原有荒废的官田和弃荒的民田皆化为官有，然后通过优惠政策召集流民耕种，朝廷收取分成地租来获得固定的收入。后来收复江南后，他延续了这种做法，将没收蒙古人侵占的、汉奸及叛官的田地，除部分分配给失地百姓外，余者皆划为官田，以同样的政策交给流民耕种，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短缺和得到稳定的军粮来源。
这项土地政策为解决如何在琼州立足和进入江南初期财政困难及此次北伐军费问题，效果可以说是十分显着的。所以赵昺在处理新收取的两淮等地区依然延续了此项土地政策，实施‘均田制’实现人人有其田，并将大量荒弃的土地依然划为官田。
赵昺在梳理了上疏者名单，又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最为积极的人除了朝廷官员外，所谓的百姓就是在乡士绅及士子们。而普通百姓对土地先行政策并没有意见，据事务局的反应还是十分拥护的，显然在这场争论中他们都是被代表的。由此及彼，他恍然大悟，明白自己这是触及了某些人的利益了。
大家都知道古代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对一个统治着农耕文明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而言，保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层生产者不至于“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无疑是生死攸关、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哪个王朝忽略了它，哪个王朝就等于在找死。
落实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耕者有其田”。于是自汉至唐，不断出现“名田制”、“授田制”、“占田课田制”、“均田制”等，其核心目标均是抑制兼并，限制乃至禁止土地买卖，以保障大多数人口拥有最起码的生产资料。但土地兼并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因为在封建社会，一开始的时候政治清明，土地相对比较平均，但是随着时间的变迁，开朝皇帝的继任者逐渐平庸甚至是昏庸，导致地主阶层同时也是官僚阶层利用财富权利等压迫农民，导致土地兼并严重。在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便爆发起义，建立新的王朝，然后周而复始，宋代也是如此。
宋朝开国后，为了安抚武勋集团和地主阶层，在收回石守信、高怀德等开国元勋的兵权时，赵匡胤就鼓励他们回乡养老，安度晚年，造福子孙。为此，他默许地主阶级买卖土地，纵容豪强地主兼并之家肆意兼并土地。这个经济政策虽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维护了政权稳定，却给后世留下了隐患。
赵昺在来到这个世界后，身不由己的卷入了政治争斗中，而心中也理解当初赵匡胤的苦衷。其也许当初不见得不知道纵容土地兼并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果，但是在彼时的政治环境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做出妥协，而他为安抚和收买士人阶层开出的价码不可为不大——官员享有免税、免役特权，以此来换取士大夫和地主阶层的支持，打压武勋集团。
不过赵昺以为这位便宜祖宗错在没有在政权得到巩固后，没有趁着士大夫集团刚刚崛起，尚未掌控整个朝堂的时候及时调整土地政策，以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也可能其已有打算，可是未待实施就死了，而继任的太宗皇帝自始就存在‘得位不正’的质疑声中，自然也不敢得罪那些把握着舆论导向的士大夫们，继续选择了妥协，维持既有的优待政策。
以后的皇位继任者也将优待政策保持了下来，逐渐形成了惯例，并在法律的层面上巩固下来。在宋朝‘尊儒’的政策下，士人们的地位得到了提高，科举制也让更多的人可以晋身官僚阶层，形成了足以左右朝政的庞大集团，进而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士绅。
以赵昺的理解，所谓的士绅，是有科举功名的人，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贵族。他们又可以分成两拨人，一拨是有了功名以后还没有正式当官的候补官僚，一拨是当官以后退休回家的，即致仕的官僚。这部分人因为有了科举功名就有了免税权，也就成了特权阶层。当然也可以归为一类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官僚体制中的人，且跟朝廷的关系非常密切，基本就是官僚的前后身。
士绅阶层因为有了优免权，这也就让他们容易做大，在政府横征暴敛的时候，最有可能积累土地，因为有钱人只要不是有特权的人，他们都不愿意持有土地。因为持有土地，地租没有收上来多少，但是赋税极高，有的时候赋税比地租还要高，这时土地有什么用？政府的横征暴敛会使得持有土地的成本高得无法接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优免权就特别重要。而中小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为逃避繁重的税敛和差役，有人宁愿托庇于官绅和豪强之家，伪立契约，假称土地已典卖，自己沦为佃户，实则仍在原有的土地上耕种，但要把收获物的一部分交给官绅和豪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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