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勋现编的寓言故事很简单，说有个老头儿临终的时候，留给儿子一百亩地，说其中藏了十万钱，儿子不懂种地啊，只当是真有埋钱，就雇人去挖，连挖三年，屁也没有。他当老爹是在骗自己，一怒之下就把地卖给邻居了，邻居善加耕种，仅仅三年，农产品的收获就值得十万钱啦。
当然啦，寓言归寓言，地价、粮价，那都不能细揪，百亩、十万钱云云，只是随便给个虚数而已。是勋的意思是说，西域本来是块肥田，好好经营，将能有很大产出的，结果汉武帝不懂其中道理，用不得法，所以才使得晚年国家贫弱——这还真不是经营西域所必然造成的恶果。
“孝武皇帝五度出塞以击匈奴，兵卒多丧，战马十不归一。军用不足，乃重课商贾，中人之家十破八九。即无轮台之戍，乃可久长乎？且戍轮台者，不过数千兵也，汉之大，岂数千军需难以资供者耶？”
又不是派了好几万远征军团出去，一打数千里的，哪有这点儿闲钱都掏不出来的道理呢？
说到这里，话题突兀一转：“前在中原，各将当道设卡，以剥行商，所得以充军资。吾乃奏之魏公，使皆罢撤，各郡定税，以输朝廷，商贾繁盛，所得不菲。魏公乃能芟夷群雄，虎踞河上，所得二力，一曰屯田，二曰兴商。乃知商贾之道，古已有之，斯殷人因此而名，于国非病。
“昔秦末播乱，土地荒废，人从末业（商业），高皇帝以是遏止之，以商为贱。然农为国本，商亦其枝，本不固而木死，枝不繁木亦无以为茂也。人之所需，岂独在田地之间、织机之上耶？盐铁因商而布，钱帛因商而流，使其百里之内，不相贩鬻，老子所谓小国寡民者是也，非我煌煌之汉也。”
当然啦，这年月的士大夫，没人会真想把商业行为给彻底禁止喽，但同时也很少有人足够重视商业。在他们看起来，商人之于国家，就好比是洒扫之佣之于家庭，离了这类佣人，家里就脏了，但真不会有谁认为这种佣人有多么重要，必须给予鼓励和赏赐。
此外士大夫们还对商人有种天然的敌视，而这敌视分明来自于嫉妒——好么，我寒窗苦读，咏史诵经，终于能够做官了，连朝廷俸禄带贪污所得，还没你们商人随便跑几趟赚得多，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旦得着机会，我就要让你们破家，把钱财全都给我缴上来！
所以是勋还必须更往深一层解释。他说啦：“人之所欲，无穷尽也，有所欲乃能立志，无欲者于国无益……”说白了，人类的**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比方说有个穷山沟，不通商贾，其居民就光知道耕作果腹，织麻御寒，那么劳作成果只要够自己一家人用的就成了，其余闲暇都可以用来发呆或者造人。某天有个商贾来了，给他们带来了铁器，带来了陶器，使他们花更少的精力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产出，只是短时间内必须生产出比平常更多的产品才能购买得起。于是部分农人憧憬着更悠闲的将来，就被迫要在近期内更加努力劳作啦。
过了一阵子，又有商贾到来，带来了牲畜和丝织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这山沟里的农人也算是奢侈品啦。想要得到这些奢侈品，就必须更辛苦地劳作才成，可是劳作之后，生活也变得更舒适，更充实，更有意义了。
“孰谓食肉衣帛，为奢靡耶？国方贫弱，吾不得不为耳；国乃富强，人人得而食肉衣帛，吾勤劳所得，何谤之有也？孟子见梁惠王，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为其时国弱而民贫也。今吾衣帛而食肉，岂贪腐奢靡者耶？”
咱们几个可全都没到五十岁啊，更别说七十岁了，按照孟子跟梁惠王说的，那都没有穿丝绸衣服和吃肉的资格。难道说咱们都是奢靡腐化之徒吗？因为今时不同往日，就算大乱未终，现在的汉朝也比过去的梁（魏）国要富强多啦。国强民富，这不正是咱们所追求的目标吗？为了这个目标，就应当放纵百姓的**，开阔他们的眼界，而振兴商贾，正是最好的刺激手段。
杨阜听了，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可是又挑不出错来，不禁捻须沉吟：“纵人之欲耶？有欲而恐放辟邪侈，无所不为矣。”
是勋撇嘴一笑，心说我这套说词确实跟传统的儒家理论离得有点儿远，咱还得想办法给兜回来——“是以乃须谨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教化因此而兴。古时人如禽兽，逐食而走，然卿等得见狼豺否？即此凶暴之属，亦知得食而群分之，知赡养同种之幼，岂狼豺之仁过于人耶？孟子故云‘人之初，其性本善也’，斯乃禽兽之性也。人之与禽兽异者，有所欲而能逞其欲，逞其欲而能不失仁心，斯所谓儒矣。”
人的天性都是善良的，但这种善良还并不脱离动物性，只有能够改造自然，追求并获得更大的**，同时还不泯灭这种本性，才是人之与禽兽相异之处。儒家所要引导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否则大家伙儿都穷着就好啦，“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全都半饥半饱的，并且小国寡民，三五成群，保证内部最和谐了。但那跟普通的群居动物又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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