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包括其他朝代，都是皇权不下县，李唐政权只能管道县一级，再下面就主要靠乡民和宗族自己管理。
城市里坊有坊正，乡下则有邻长，保长，村正，里正还有耆老，五里为为一乡，乡由耆老管理，从保长起，大多数都是当地人自己选出来，当然没势力没威望也选不到。
所谓耆老，指的就是年老而德，同时又有地位的乡绅，或者族长，平常也代替朝廷管理一些日常工作，比如收税啊，组织服徭役啊。
而且耆老比后世的乡长还牛，他们除了能管理日常事务，还能判人生死，比如哪家妇人不守妇道，抓去沉塘就是这些耆老一句话的事。
郑南就是耆老，平日在乡间可算是说一不二，不怒而威，现在见到这个之前明显还是农夫田舍汉的二牛，竟然用这样的态度跟自己说话，一点都不怕自己，还隐隐有一种城里人看乡巴佬的优越感在里面，郑南表面上仍旧乐呵呵的，心中的怒气却一点点在聚积。
不过自己是背负着几百上千乡民的重托来洛阳求兰陵王出征南诏的，也算是有城府和心胸的人，自然不能为了这点事情，失了体面和和气，但这种不爽和惊异，他也不想压抑。
不过惊异归惊异，郑南也找到二牛话中的漏洞，他微微有些得意地问道：“不对吧，农闲的时候，组织修路，栽树，修河道河堤，修水渠，这些都是乡民的徭役，朝廷是不用出钱的，能管一餐饭就不错了，怎么到了都畿道还要给工钱？这是什么道理？”
二牛露出一个我知道很多，你们都是土包子的表情，得意地笑了，在众人的注视下，不紧不慢地开了口：“老太公，这你就不知道了，以前是这样没错！但是从去年秋天开始，俺们都畿道就改了，不收租庸调了！”
郑南越发地震惊了，租庸调的收税方法可是国策，租就是每名男丁成年后分配一定的土地，然后他每年上交国家一定的粮食；调就是所有非免税阶层的男丁每年要上交国家规定数目的绢帛布匹；庸就是每名非免税阶层的男丁每年要免费为国家服劳役二十天，不给工钱。
从秦汉以来到现在，税法虽各有差别，但丁男每年要免费为朝廷服劳役是一直没有变的，怎么倒了都畿道就变了，要他们做点事，还要给工钱，这世道变了么？
郑南几乎有些哆嗦地问道：“不收租庸调，那怎么收税？”
“收钱或者收粮啊。”二牛不无得意道：“现在俺们这里所有的税收，都是用钱的，也没有了口赋（人头税，即调），收税是这样收的，农夫种地，是按土地或者产量收。就是问土地的主人每亩土地收多少钱的税，然后再按产量，二十税一，给钱也行，给粮食也行，也是问土地主人收，佃户只要交三成五的租子给地主就行。
除此之外，自己有田的农夫和佃户就不用再交其他的税了，官府要喊他们出工做事，都是要给工钱的。”
“那你们做工的呢，怎么收，你每年要交多少税？”
“俺家每月只要交税八十三文，一年正好一贯。”二牛高兴的说道。
二十个人震惊得呆住了，梁小山更是在心里羡慕的要命。这二牛家日子也过得太舒服了吧，一个月赚这么多钱，只要交八十三的税，少吃四餐红烧肉就省下来了！
自己在新丰县，隶属京兆府，离长安也近，除了种地之外，妻子还可以在路边摆个小摊子卖掉醪糟什么的，贴补家用，逢年过节的时候，还能割半斤猪肉吃。
本来以为自己平民百姓阶层已经算过的不错了，可到了都畿道才发现，跟这里的农夫和工人比起来，简直差得太远。
自己几乎每天都要下地干活，每年还要交粟米两石五斗，绢两丈五尺、绵四两或布三丈、麻四斤，每年还要给官府服劳役二十天，都是最苦最累的活，还不管饭。
而这个二牛却可以天天都吃这么好吃的红烧肉，有时候还能喝酒，每个月还有三贯以上的钱攒下来，还不用服徭役，而且早就听说四海商社的工人每个旬日还有一天的休沐。这日子简直过的比自己那边的士绅阶层过得还要舒服快活啊！
不平衡，心里太不平衡了！梁小山一下羡慕嫉妒到几乎要发狂了。
郑南不可置信道：“这么少？你们一家每月赚这么多钱，就收八十三文的税，怎么算出来的？”
二牛眨眨眼道：“老太公，俺没骗你，真就这么多。俺给你算啊，俺们都畿道的没有土地的就不用交租子，只按每户的收入来征税。
一户人口少于八人的人家，每月收入低于五贯，则不用交一文钱的税；高于五贯的，则多出来的收入按三十税一收税；
高于十贯的，多出来的部分按二十税一收；高于二十贯的，多出的部分按十税一来收；高于四十贯的，税收又有不同，不过俺就不知道了。”
郑南又问：“那世家大族和当地士绅交不交税？”
“交啊！”
郑南的世界观再次被颠覆了，贵族世家，和士人阶层是不用交税的，也不用服劳役和兵役。怎么到了都畿道又变了？这不是与天下士人为敌么，那兰陵王怎么敢？
（比如杜甫就属于士人阶层，不用交赋税，也不用服徭役兵役。他在诗中写道“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但在原来的历史上，他的小儿子却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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