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所说的，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古希腊人思考自然、研究自然，他们把这看做是人类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学术活动，这是由他们的价值取向决定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摆脱愚蠢，显然, 他们是为了求知而从事学术, 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在他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古希腊人的这种仅仅为了“求知”、为了“摆脱愚蠢”而从事自由学术研究，并不赋予其任何实用目的的价值取向为整个西方文化所继承。
在尤里看来，关于探索自然的目的这一点上，东方民族与古希腊人是有显著区别的。比如古代埃及有比较发达的几何学，但埃及人之所以重视这门学科，是因为丈量土地的需要。又比如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已经十分发达，但中国的天文主要是为王朝政治服务的，同占星术密不可分。事实上，西方科学的几乎所有重大成果的获得都与实用目的无关。当然，其中许多成果后来都变成了技术，有了实用价值，但那只是科学的“副产品”。[1]
这次，有利所运用的中国例证，在弘毅耳中听来无异于被人打在脸上一般无光，可杜、朱二人却以为天文星相自古以来就是为了占卜祸福、服务皇家的，无可厚非，故而也依旧在点首赞同，典型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本章待续）
《打油诗一首.藏头》
读文阅史只长息
正说当年有契机
版定图开皆夙愿
去来神秘亦难期
起身百载光阴渡
点尽人间苦与疾
中镇边夷平海晏
文安武定喜泪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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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西方科学史上，法拉第花了11年时间研究磁生电的方法，并最终得到磁感应原理。他绝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原理会成为未来改变整个世界面貌的电气技术的基础；麦克斯韦也绝不是为了今天的无线电通讯技术才把法拉第的电磁学理论抽象化、数学化，并预言电磁波存在的；普朗克也绝不是为了今天的量子计算机、激光技术和超导技术才提出量子假说的；孟德尔、韦斯曼、摩尔根更不是为了今天的转基因技术才去研究生物的遗传现象的。对此，科学史家丹皮尔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不幸，科学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的观念，传播到许多别的国家，科学研究的自由又遭到了危险。科学主要是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如果实际利益随之而来，那是副产品，纵然它们是由于政府资助而获得的发现。如果自由的、纯粹的科学遭到忽略，应用科学迟早也会枯萎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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