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白折纸”可一点都不简单。
张岁寒向弘毅说道，大清入关以来，天下日渐平定，国家政事也是日益繁多。盖承平之时，朝内衮衮诸公无所事事，乃于阅看外省各大吏呈递奏折时，挑剔其件中之破体字及与各种款式之不符者，以为尽心于国事也。大凡臣下呈递折件，字要工楷洪武正韵，尤当谨记本朝历代皇帝之庙讳，与天边皇、背旨、落地臣，种种之避忌。稍有疏忽，即被阅折大臣指出，轻则罚俸，重则降级，是以封疆大吏均皆引以为戒。故对于选用奏折，必须纯洁无疵者为上上品。
张岁寒深知奏折关系官吏前程者甚大，对于此事十分留心，每一白折必经十数人之手拣选而得，稍有微细之墨迹即打入残货内存，故而其价格虽然比较他辅昂贵半倍有余，但却逐渐得到周边汉人臣子的信赖。因为他这“南纸坊”但凡售出的白折纸，绝无丝毫毛病，用主买去准可放心。天长日久，就连京城周边的各省疆吏，都会委派下吏入京成批购买，生意也是日渐兴隆起来。
“看来张大人可是生财有道呀！”弘毅听完，感觉这张岁寒的确精于商道，而且分析判断能力不错，知道和自己一样的官员在这折子上，都有哪些特殊需要，而且能够抓住商机！单纯做一个笔帖式貌似有些屈才了。
“总统大人！属下虽然经商，可即使如此，也不敢忘记孔圣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只是经营这些文房四宝、文雅用度，得几分小利而养家糊口，实属生活所迫，万般无奈罢了。于公务，属下定当尽心办差，不辱使命！”没成想官商通吃的张岁寒却像是被戳中要害一般，竟然义正言辞的来辩解。看来，他把弘毅的称赞当成了讥讽。
“哈哈，谁说孔夫子不求利来着？”弘毅一下子来了兴趣。巧的很，作为后世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可对儒家的义利思想有过一番粗浅的研究，今天张岁寒这句话，勾起了弘毅要用后世的儒家解读来卖弄一下的兴趣。
“君子唯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张岁寒引用了一句孔老二的经典名言，就不说话了。至圣先师的话你也敢否定？还真是鞑子的后代，尽管传得神乎其神什么“圣婴”，也不过如此罢了。
弘毅看出了“张店长”的不屑，也不着急，慢慢说道：“关于义和利，其实儒家经典都有论述，你们切不可以偏概全。”
“儒学乃是入世的大学，其关注的所在很多，义与利便是其中一个大论。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关乎特定伦理、道德，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多指常人所需之物。如何看待义利二者？这义利观就事关重大！
其一，儒家并非不讲利，而是认为利存在必定合理，这在儒家诸贤的论著中皆有揭示。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时应把解决子民的生计放在首位，所谓‘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子贡问政时，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孔子看重人民的生计，不过他存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并对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故‘罕言利’，对利持谨慎保守的态度。推崇‘民为贵’的孟子，也强调人民的生计利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民利为重。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可见在儒家义利观中，讲利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义与利的关系，即二者孰轻孰重，才是义利观的核心所在。
义与利的关系，包含着两重内涵。首先，在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之间，儒家强调三纲，家国大义至高无上，应限制自我私欲。其次，要做到居仁由义，求利之时，不能背义，要受义的制约，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正是此意。
儒家之于义利，一直是重义轻利。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彭更曾问孔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回答：“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可见，孟子并不在乎利大利小，关键在于是否有义，有则利再大不为过，无则利再小也不能受。到了朱熹，更是指出“利是从那义里面生出来，凡事处置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可见儒家主张的是见利思义，以义导利，强调人的“趋利”要与“有道”一致。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易其道去之，不去也”。求富贵去贫贱都应以义为准绳，以义导利，以义去恶，否则将适得其反。义利兼得，这才是儒家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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