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曾高度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
在那段黑暗历史中，谭嗣同的出现，如同一颗暴力改良、流血变法的火种，为中国大陆点亮了改朝换代的燎原之火。
“我知道你是谁了？”林轩怆然。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自己是谁？”黑人饱含期待地说。
两人四目相对，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更深的悲凉。
他们都曾经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人物，命运之锤落下，王臣各自逃命，朝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对于全人类、人类历史来说，他们永远都是微不足道的。褒奖者说他们是改革先驱，国人楷模；贬损者说他们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那么，作为一个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心路历程，全都冷暖自知。
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维新派首脑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而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六人被杀。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惨剧中，光绪帝扮演了一个性格复杂的悲情角色，以至于后人只记住了他的被囚，完全忘却了他在百日维新之前的雄才大略。
林轩清楚地记得戊戌变法之前，光绪帝曾经力主创新，试图用自强、自立、自省的新面貌来替代之前遗老遗少们把持朝政的局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随后，他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
剖析这段历史，如果没有光绪帝的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算再有经天纬地之才，也不过是书生意气，纸上功夫，无法将维新改革推进半步。也正是看到了光绪帝的支持，谭嗣同才联合了一大批江湖人物，试图以此来武力对抗把持京师军事系统的朝廷大臣。晚清十大高手中的“大刀王五”也正是在此期间横空出世，追随谭嗣同左右，鼎力维护其安危，并在谭嗣同慷慨就义之后，单人独刀手刃仇家，最终成为人人称颂的一代豪侠，与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等天下高手齐名。
在此期间，光绪帝亲自召见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百日维新。五月，光绪帝诏立京师大学堂；陆军改练洋操；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改试策论；诏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六月，诏改定科举新章。七月，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诏袁世凯来京。维新派于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总主笔。
百日维新之中，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证明了光绪帝革旧图新的决心，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进步作用。可惜的是，新政诏令遭到顽固大臣抵制，坚决服从慈禧太后的命令，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这些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刹那之间，林轩仿佛看到了自己黯然离开宫禁、独上中南海瀛台的那一幕。他有八成以上把握认定，自己的前世，与那个试图创新而不得的皇帝有着莫大的联系。
“在这么多轮回转生的例子中，还从未有过自己与皇帝是同一人的个案——”林轩默默思索。
“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吗？”黑人声音颤抖，直视林轩。
林轩点头：“我看到了，但并未看得透彻。”
黑人突然向前一扑，双膝跪地。
林轩微微吃惊，但在这种特殊的气氛下，他同时又觉得，黑人遇帝王而下跪是最正常不过的事。
黑人颤声回答：“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所谓‘东方智子’是指什么人了，一代君王，雄才伟略，日出东方，天下一清。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东方智子’之名。”
林轩知道，光绪皇帝有两点突出的事迹为历代帝王所不及。其一，他充当了把古代中国和平改造成为现代中国的尝试，即成为戊戌变法的领导人，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维新党人；其二，在变法中，当大学士孙家鼐提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时，光绪回答“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即为了国家而不惜自己的权位，说明他是一位真正无私的爱国者。
这种“敢为天下先，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宽广胸襟，就算是为中国开启了封建帝王时代的秦始皇也远远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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