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凯石终究还是体现出了“诚意”。他于4月2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议”。会议决定检举各地红党“危险分子”，就近由军警加以“看管监视”。
4月9日，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锋芒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红党和苏联。蒋凯石的一番苦心讨好终于赢得了帝国主义的一致欢心。
蒋凯石反G的政治态度及其在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变，无疑影响了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而帝国主义对华的软硬两手政策则推动并加速了蒋凯石集团走上反G“清党”的道路。
为了确保“清党”顺利进行，蒋凯石又利用当年与上海青帮的渊源，联络上海的帮会势力。到上海后，他联络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动员帮会参加反G。令青帮组建“中华共进会”，通过他们迅速成立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帮会势力武装，成为蒋凯石的主力骨干、“急先锋”。只要蒋一声令下，这些地痞流氓、鸡鸣狗盗之徒便会倾巢而出，助蒋清党。
最后一件事就是军事力量的巩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虽说是蒋凯石的嫡系，但是构成其主体中坚的黄埔教官和学生对于反G一事还没有达成共识，而且其中很多人还是红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因此，必须联合一直可靠的军事力量。
当时的桂系诸人都是坚决反G的，犹以白崇禧最为坚决。到上海后，蒋凯石一面同李宗仁、白崇禧共同策划清党事宜，一面急电两广的黄绍竑、李济深共同行动。李宗仁还将号称北伐“钢军”的第七军主力调到南京、上海附近，监视有左倾色彩的第一军第一师及第六军等部。有了桂系的支持，蒋凯石对清党更具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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