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一与英国外交大臣签署了购买海军装备的协议后，当晚便搭乘火车马不停蹄的赶回了上海。这次他要去会见两位只有一面之缘的老朋友，杨宇霆和常荫槐。
按历史的轨迹，这时的杨常二人早已被张汉良除掉了。之所以他们能出现在这里，其实与李天一的那次东北之行有很大关系。就是那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不但让反对易帜的二人改变了主意，还缓和了与张汉良的矛盾，使他们能活到现在。
然而历史是有惯性的，同样人的性格也是很难改变的。虽然那次皇姑屯事件后，李天一特意与二人安排了一次私下密谈。并暗中劝说二人收敛自己的脾气，不要以功劳和长辈的姿态凌驾于新领导之上，让他们以大局出发和张汉良搞好团结，保住老帅留下来的东北基业。
但二人仅仅收敛了一年，就因为对张汉良的种种做法不满，而再次发生冲突。尤其是在中东路的处理上和权利的分配上，出现了重大分歧。这就导致了张汉良对二人又一次动了杀机，要不是张汉良身边有李天一安排的眼线，并第一时间通报了二人迅速挂印而去，估计杨常二人早已死在大帅府的老虎厅中。
那么杨常二人到底为什么和张汉良积怨如此之深呢？难道他们都是野心勃勃的奸臣或是想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吗？都不是，他们不但能力出众，对张大帅忠心耿耿，而且是和郭松龄一样被张大帅十分看重的左膀右臂，也是他想留给儿子的辅国之臣。
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进入东北军。由于他聪明能干、计谋过人，有一套钻营手段；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全线溃退，逃回关外。
张大帅在失败中深感他手下的旧派军官学术粗疏，指挥无能，军队缺乏训练，非严加整顿不可。于是，张大帅重整军备，重用留学的新派军官，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李景林等人在奉军中的地位与作用急遽上升。
经过这些人2年的经营整顿，改变了奉军的面貌，在1924年冬开始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奉军实力增强，加上冯焕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直军大败。张大帅挥师入关，乘势夺得中国的半壁江山。这次战争的胜利，使张大帅对一直追随自己左右策划军机的杨宇霆更加宠信。杨宇霆战场得意，声势也更加煊赫起来。
战后杨宇霆捞得江苏督办一职，而战功卓著的郭松龄一无所获，甚为愤懑。与郭松龄关系极为密切的少帅张汉良，也代为不平。不久，郭松龄在“清君侧”、“诛杨宇霆，逐王永江，消弭战祸”的口号下，举起了反奉的旗帜。对此，不少人认为是杨宇霆“妒能抑功”，把郭松龄逼反的。
由此，张大帅对杨宇霆也产生了疑虑。特别是张汉良，不仅失去了多年的得力臂膀郭松龄，还因此遭到父亲的严厉责怨，所以对杨宇霆的迁恨与日俱增。
杨宇霆是一个骄傲自负的人。他自恃功高，有张大帅做靠山，根本不把他人放在眼里，在政治主张上多次与张汉良产生矛盾。第三、四方面军团长韩麟春因病离职后，杨宇霆说服老帅让其取代了韩麟春的军权，与张汉良同任军团长，张汉良对此极为不满。但碍于父亲，不得不虚与委蛇，实则时刻提防，不予合作。
1928年6月，张大帅在皇姑屯被炸死，杨宇霆则以“老臣”自居，总是以教训的口吻说话。开始，张汉良虽还勉强隐忍。时间长了，这位初掌权柄的少帅则感到很不舒服。特别是在杨宇霆与骄横鲁莽的常荫槐串通一气后，张汉良就更加无法忍受。
杨宇霆从个人的性格来说他作为下属是不合格的，而张汉良面对有能力的下属，却不会驾驭，这一点也是很稚嫩的。因此一个不会当一把手的，碰上一个不会当二把手的共同工作，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对张汉良该不该杀杨宇霆各有各的看法。但李天一之所以劝说杨常二人，并帮他们躲过杀机，其实就是看重了他们本身的能力和一片爱国情操。杨常都是老派思想的军人，他们即喜欢争权夺利，又有着捍卫国家的信念。
刨除他们自身的缺点来说，他们被杀，使当时的日俄当局拍手称快。事后，张汉良对自毁长城之举也悔恨莫及，曾命人给杨、常两家各送去慰问费一万元，并亲自给在法国留学的杨宇霆的长子春元去信，安慰他安心学习。
李天一见到杨常二人时，发现他们都坐在一间客房中长吁短叹，身上的衣服也好几天没有换过了，面色都很憔悴。二人一见李天一的到来，顿时起身相迎，还不忘对他的相救表示感谢。
李天一苦笑道：“不用谢了！两位能活着李某深表慰藉，总算没让国家又损失两个有才华的人啊！希望你们今后能痛定思痛，改掉持才傲物的毛病，两位已过而立之年，又身居高位，为何还不懂得心存敬畏，不忘初衷，以简驭繁的道理呢！”
杨宇霆面对李天一的规劝，惭愧的说道：“李将军，您的本事和才学是让我们极为佩服的，就算老帅当年也多次提及你的能力，说你是国内年轻人中的翘楚，我二人与您上次长谈后，也是深有感触，由衷的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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